编译所 | 张绪山：我与商务印书馆的缘分
商务印书馆120周年
· 张绪山：我与商务印书馆的缘分·
在当代中国学者中，没读过商务版书籍的人恐怕是没有的。从这个意义上，每位学者与商务多少都有些联系，或曰缘分。但我要说的，不是我作为读者与商务之间的这种缘分，而是作为写作者与商务的缘分。
我与商务印书馆的缘分
张绪山
我从上世纪80年代便开始读商务出版的书籍，不过，当时还处于每个读者都经历过的“泛览”阶段，脑子里并没有对商务印书馆形成特别鲜明的印象，更谈不上深刻的认识。那时最明显的感觉是，商务出版的书籍多半学术性很强，不容易读，需要花些气力才能读懂，内心觉得商务有些神秘。随着对商务了解的增多，尤其是它在近代史上为开启民智，发展民族文化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神秘感之外更增加了一份敬意。在这种复杂的情感中，还不曾想日后作为写作者与它结下何种缘分。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的一些朋友如于殿利、郑殿华、王明毅等先后供职于商务，使我与这座文化殿堂的情感距离迅速拉近了许多。他们对商务出版品味的介绍，让我对这个出版重镇获得了直接的感受，萌生了为商务做点事情的念头。1990年，我读到马克·布洛赫的名作《封建社会》，向商务提出翻译申请并获得批准，从此开始了我作为写作者与商务的交往。
《封建社会》的翻译历时十余年才告完成。2004年作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出版，成为《中华读书报》评出的当年“十大社科图书”中唯一的翻译著作，数月间初印的五千册即告售罄，次年加印一次，也很快售完，此后每隔几年都要加印一次，成为名副其实的长销书。《封建社会》中文版的问世引发了学界一场有关“封建主义”的大讨论，至今余响犹在。在翻译著作数量庞杂，质量饱受诟病的大环境中，《封建社会》的译文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获得学术界的首肯和好评。以此书出版为契机，我成为了商务认可的译者之一。此后商务多次策划出版“汉译名著”选目，我都受到邀请。
《封建社会》中文版的出版，使我在精神上结识了许多朋友，包括不少前辈学者。齐世荣先生在2004年底在上海召开的“中国世界史研究论坛”首届学术年会上，将《封建社会》的出版视为历史学界出现的重要成果之一；冯天瑜先生在其重要著作《“封建”考论》中，辟出专门章节讨论布洛赫的“封建主义”，在给译者的信中称赞《封建社会》的翻译，认为是“不可多得的翻译力作”；2006年10月中旬，武汉大学举行“‘封建社会’再认识学术研讨会”，冯先生邀我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几年前与王明毅见面，他告诉我：寿纪瑜（老一代翻译家，著名学者、翻译家戚国淦先生夫人）先生来过商务，好一顿夸奖你呢！我问为何，明毅说，寿先生读了《封建社会》，对译文赞不绝口；当她知道你还很年轻时，慨叹说，商务应善待这样的作者；她尤其提到你写的“译后赘语”，对你怀念郭守田先生的文字欣赏有加，称赞你的有情有义。侯建新教授（现任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会会长）在一些场合多次说，《封建社会》让学界看到了研究欧洲封建社会史的范本。可以说，商务版《封建社会》的问世，不仅让学术界领略了这本学术名著的魅力，而且也记住了译者的名字。
2016年冬，张绪山教授在商务印书馆参加十五、十六辑“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选题论证会。
《封建社会》在商务出版，为译者所赢得的荣誉超出了我的期待。我在西安、天津、上海等地参加会议期间，都遇到一些青年学生拿着购买的《封建社会》让我签名留念，这让我俨然产生一种“学术明星”的感觉，不禁自问：如果这本书在其他地方出版，情况会是怎样？可以断言，作为具有国际水准的著作，《封建社会》无论在哪里出版，都会引起相当反响，这应是没有疑问的。因为作者的宏阔视野、渊博知识与通贯全书的真知灼见，以及清晰明快、活力四射、富有激情而又充满理性的文字表述，必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但有一点不能否认，王明毅小心细致的编辑对译文的质量保障，版式设计乃至印刷字体的古朴大方，都为之增色不少；而作为“汉译名著”出版，其品牌效应更增加了读者对它的信任度。可以说，我与广大读者美好的精神交往的津梁，正是由商务所搭建起来的。
《封建社会》出版以后，我决心将布洛赫的另一名著《国王神迹》（又名《国王触摸》）译介给广大读者。《国王神迹》出版于1924年，是布洛赫的早期作品；作为年鉴学派最出色的著作之一和享誉世界的名作，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布洛赫独到的文化视角与非凡的研究能力，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时光磨砺后，尽显光芒，其影响越来越大，不仅为历史学、政治学与社会学领域的学者所推崇，也为民俗学、人类学、心态史学等诸多领域的学者所称道。这样一部鸿篇巨制甚有必要译介给中国学术界。但它旁征博引之下所用资料的浩繁芜杂，细节论证上的精雕细刻，对任何译者的翻译能力都是巨大的挑战与考验。长期以来对它的介绍虽不乏其人，但全书的完整翻译则始终无人问津。我甫一表达译介的意向，便立即得到王明毅的积极响应，力主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翻译工作进行的这些年中，不断有出版人士与我联系洽谈，许以令人心动的优厚稿酬，但我酌量再三，觉得还是由商务出版最为合适。理由很简单，商务拥有出版汉译名著的传统，始终以此为其工作的重心之一，其配备的编辑力量之雄厚，非其他出版单位所能及。更重要的是，以我这些年对商务的了解，商务人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更符合我对此名著中文版质量的期许，交给商务来做我心中安适。2013年初交稿，近日出版，虽然编辑、出版的周期稍显漫长，但王明毅在编辑过程中与我的频繁磋商，让我对它的质量充满信心，所以并无怨言。
基于对商务印书馆的高度信任，我于去年将另一部译稿——弗朗索瓦·冈绍夫的名作《何为封建主义》——也一并交由商务出版。与布洛赫《封建社会》的“宏论”不同，这是一部研究狭义“封建主义”的作品，是一部精细的“概念”研究名作；《何为封建主义》与《封建社会》虽在研究范围与研究风格上有所不同，但相映成趣，被奉为“封建”研究的双璧，理应译介给我国学界。负责该书稿编辑工作的，是新生代的杜廷广。与杜廷广的交往，使我真切地感受到商务新老出版人强烈责任心与精细工作风格的高度统一。这是商务一脉相承的传统。作为年轻的编辑，杜廷广的处事认真、谦虚，对作者的尊重，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敢说，商务印书馆所拥有的辉煌历史，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与崇高声誉，在作者群中积累的良好人脉，在广大读者中享有的深厚人望，正是靠了一代代商务出版人以其对事业的执着，对广大作者与读者的礼敬，以及对出版品质量的严苛，一言以蔽之，正是他们一以贯之的职业精神，赢得了作者与读者的信赖与敬重。
以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立言是“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的伟业之一，读书是“天下第一好事”。但无论是立言还是读书，都离不开出版事业；出版业与立言、读书息息相关，是不可或缺的环节。甚至可以说，一个民族的兴盛与否，出版业的质量与水平绝对是一个重要标志。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重镇之一，它对民族文化事业的巨大贡献早已为人所熟知，而在新时期所展现的活力更令人充满无限的期待。我作为商务印书馆30余年的读者、朋友与作者，有缘见证其生机勃勃的繁荣发展，深感荣幸；而能为其发展繁荣贡献绵薄之力，则倍感自豪。
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16年9月28日。作者，张绪山，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致力于中世纪史研究，译有冈绍夫《何为封建主义》以及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均于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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